寶墩文明 | 伍憶馥尉秂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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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墩文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考古學解讀與早期國家形態演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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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墩文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考古學解讀與早期國家形態演進報告

緒論：古蜀文明曙光的發現與學術範式轉移

成都平原的早期文明研究在二十世紀末經歷了劃時代的變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學術界對四川盆地早期歷史的認知主要依賴於《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等帶有神話色彩的文獻記載，歷史上限被普遍認為不早於距今三千年前後。然而，從 1995 年新津寶墩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開始，一系列距今 4500 年至 3700 年的史前古城址陸續面世，這不僅將成都平原的城市文明史向前推進了兩千餘年，更確立了「寶墩文化」這一獨立的考古學範疇。

寶墩文明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長江上游區域的空白，證明了成都平原並非文明的荒漠，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從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中原的龍山文化，寶墩文明在同時期的亞歐大陸東端展現出獨特的區域韌性。這一文明體系以宏大的城牆工程、成熟的稻作農業以及顯著的社會分層為特徵，為隨後震驚世界的三星堆文明奠定了人口、生業與技術的雙重基礎。

時代、地理與時空框架的構建

寶墩文化的年代區間約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750 年之間，這一時段大致對應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二里頭文化早期。根據碳十四測定與底層疊壓關係，寶墩文化可進一步細分為四期，展現出從初創、鼎盛到向三星堆文化過渡的清晰脈絡。

在地理空間上，寶墩文明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沖積而成的扇形平原，海拔在 450 米至 750 米之間。這一區域西北依龍門山脈，東靠龍泉山，氣候溫暖濕潤，水系極其發達。寶墩先民精確地選擇了河流沖積扇的二級、三級台地營建城市，這種選址策略展現了對岷江水文規律的深刻理解：既能獲取灌溉之利，又能避開季節性洪水的直接衝擊。

寶墩文化時空定位參數

參數維度	描述細節	參考數據/依據
絕對年代	約公元前 2500 年 — 公元前 1750 年	碳十四測定與樹輪校正
地理核心	成都平原西南腹地（岷江沖積扇）	緯度/地形分析
氣候環境	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潤多雨，水網密集	環境考古孢粉分析
文化序列	營盤山文化 → 寶墩文化 → 三星堆文化	陶器類型學序列

考古發現之八座古城：聚落空間與行政區劃

寶墩文明的核心載體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八座史前城址。這些城址的大小、形制與分布，勾勒出一個等級森嚴、組織嚴密的聚落體系。

1. 新津寶墩遺址（核心聚落）

位於成都市新津區寶墩鎮，是寶墩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目前發現面積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城址。其遺址面積從最初認知的 60 萬平方米，經多年探測擴大至驚人的 276 萬平方米，被譽為「長江上游第一城」。寶墩古城由內外兩重城牆構成，外城修築時間晚於內城，反映了人口的持續擴張與防禦體系的升級。

2. 郫縣古城遺址

位於成都市郫都區古城村。該城址平面呈規則長方形，面積約 30 萬平方米。郫縣古城最重要的發現是位於城內中央的大型建築基址，這類大型木骨泥牆建築被認為是氏族首領的宮殿或進行集體祭祀的場所，展現了高度的社會組織化水平。

3. 溫江魚凫村遺址

位於成都市溫江區魚鳧村。其形制在八座古城中極為特殊，平面呈現不規則的五邊形，面積約 40 萬平方米。遺址名稱與古蜀傳說中的「魚鳧朝」直接相關，雖然考古實物與文獻記載的對接仍需謹慎，但該城址豐富的陶片堆積與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研究古蜀族群記憶的重要節點。

4. 都江堰芒城遺址

位於都江堰市芒城村，處於成都平原向龍門山脈過渡的邊緣地帶。芒城遺址具有典型的內外雙城垣結構，內城約 7 萬平方米，外城約 10 萬平方米。其城垣保存相對完好，外側有明顯的溝渠痕跡，體現了嚴密的城防意識。

5. 崇州紫竹遺址

位於崇州市隆興鎮紫竹村。城址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 20 萬平方米。紫竹遺址的城牆走向與附近的河流流向基本保持一致，這再次證明了寶墩先民「因地制宜」的城市規劃思想。

6. 崇州雙河遺址

又稱下芒城，位於崇州市上元鄉。其形制亦為內外雙城垣，內城面積約 11 萬平方米，外城約 15 萬平方米。雙河遺址內發現了超過 60 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建築基址，以及分布密集的柱洞，反映了當時發達的木架結構建築技術。

7. 大邑鹽店古城

位於大邑縣，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鹽店古城規模較小，被認為是寶墩文明體系中的次級中心或地方性聚落，起到連接核心城址與周邊小規模定居點的中介作用。

8. 大邑高山古城

位於大邑縣三岔鎮高山村。城址平面呈梯形，面積約 35 萬平方米。高山古城是近年來寶墩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城內發現了密集的早期墓地。通過對骨骼的體質人類學分析，研究者得以復原寶墩先民的容貌與健康特徵；此外，城內疑似「人祭」現象的發現，揭示了該社會在宗教意識與階級壓迫方面的複雜化進程。

成都平原八座史前古城技術參數對照

城址名稱	所在行政區	平面形狀	面積（萬 m2）	關鍵考古發現
寶墩遺址	新津區	不規則長方形	276	內外城牆、水稻田遺蹟、炭化竹片
郫縣古城	郫都區	規則長方形	30	大型禮制建築基址、紅燒土
魚鳧村遺址	溫江區	五邊形	40	高領罐、與魚鳧傳說相關之鏈結
芒城遺址	都江堰市	規則長方形	10	雙重城垣、保存完好的夯土斷面
紫竹遺址	崇州市	長方形	20	河流台地選址、典型生活器物群
雙河遺址	崇州市	長方形	15	內外城結構、大量人工柱洞
鹽店古城	大邑縣	長方形	10	邊緣防禦體系、地方性陶器風格
高山古城	大邑縣	梯形	35	早期大型墓地、象牙鐲、疑似人祭

城防系統與建築技術：對環境與資源的深度博弈

寶墩文化的建築成就，集中體現在規模宏大的夯土城牆與極具適應性的「竹（木）骨泥牆」民居上。這不僅是技術的展現，更是社會組織動員能力與自然環境博弈的產物。

夯土技術與城牆坡度之謎

與中原地區常見的垂直、陡峭的軍事性城牆不同，寶墩文化的城牆呈現出鮮明的「坡面」特徵。根據對寶墩、芒城、高山等遺址的橫斷面測量，城牆兩側均呈現為 30 度至 40 度的斜坡，橫截面為梯形。

這種設計在軍事防禦上顯然存在漏洞，因為緩坡極易被敵方攀爬。然而，環境考古學家提出，這種結構的主要功能在於「防洪」而非「防人」。成都平原夏季多暴雨，岷江水勢凶猛，坡面結構能有效緩衝洪水的沖刷，減少水流對牆基的掏蝕作用。城牆外側底部沉積的大量泥沙與淤泥，與內側發現的豐富生活遺物形成鮮明對比，有力地證實了城牆作為屏障、保護城內免受季節性洪水侵襲的核心功能。城牆的修築採用了早期的拍打夯築技術，層次分明，反映了勞動力大規模協作的社會圖景。

「竹（木）骨泥牆」：天府文明的建築基因

在民居建築方面，寶墩先民創造了影響深遠的「木骨泥牆」技術。近期在寶墩遺址出土的 4500 年前炭化竹片，更是首次以實物證據證實了「竹骨泥牆」的存在。

這一建築工藝的過程是：先在地面挖出基槽，埋設木柱或竹編骨架，隨後在骨架兩面塗抹混有草纖維的泥漿，最後可能通過火烤（紅燒土工藝）使其堅硬、防潮。這種建築形態極大地利用了四川盆地豐富的竹木資源，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與透氣性，成為後來兩千多年古蜀民居的主流範式，甚至在今天的川西民間建築中仍能看到其遺風。

農業與生業：天府之國農耕文明的奠基

寶墩文明的延續與擴張，歸功於其穩定且高產的混合農業模式。這是成都平原從史前荒野轉變為「天府之國」的關鍵節點。

稻作文明的發源與擴張

寶墩遺址發現了目前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遺蹟。考古工作者在地面 2 米以下的淤泥層中檢測到了大量水稻植硅體，並發現了與農田配套的水溝和田埂系統。這說明，早在 4500 年前，寶墩先民就已經掌握了複雜的水利排灌技術，能夠在濕度較大的平原腹地進行大規模水稻種植。

多樣化的生業經濟結構

雖然水稻是主食，但寶墩人的食譜遠比想像中豐富。植物考古研究顯示，他們採取了「水稻為主，兼種粟、黍」的混合模式。這種混合模式是極其高明的生存策略：水稻產量高但依賴水源，粟與黍耐旱且對土地要求較低，二者互補可有效應對氣候波動帶來的飢荒風險。

此外，家畜養殖在寶墩時期已非常成熟。豬、狗是主要的家畜品種，為先民提供了穩定的蛋白質來源。在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石斧、石錛等工具，則說明採集、狩獵以及針對森林開墾的木材加工業同樣在經濟結構中占據重要比例。

寶墩文化植物遺存分析（基於遺址採樣）

植物種類	遺存形態	經濟角色	所處地貌特徵
水稻	炭化穀粒、植硅體	絕對主食	較低窪的濕地
粟（小米）	炭化穀粒	重要補充作物	地勢較高的台地
黍	炭化穀粒	輔助作物	地勢較高的台地
野豌豆/薏苡屬	種子遺存	採集補充食源	聚落周邊荒野
竹/木	炭化構件	建築與燃料	台地與山前地帶

聚落空間與社會結構：從部落到早期國家的躍遷

寶墩文化的城市布局與社會組織，展現了從簡單的血緣部落向複雜的早期國家形態轉變的過程。

二元結構與等級分布

寶墩時期的聚落空間呈現出精細的「因地制宜」特徵。先民選擇地理位置較高的黃土台地作為居住區與公共建築區，而將低窪地用於農業生產。在寶墩遺址與郫縣古城中觀察到的內外兩重城牆結構，被學界解讀為一種「社會防禦」的升級：內城往往包圍著更為核心的祭祀區或首領居址，外城則容納了更廣泛的族群成員。

社會分層的證據

在郫縣古城發現的長方形大建築，面積達數百平方米，其柱礎巨大，建築層次分明，與周邊散落的小型「竹骨泥牆」草屋形成強烈對比。這標誌著社會資源已不再平均分配，一個掌握著組織權力、祭祀特權與優質生活資源的「特殊階層」已經出現。高山古城中墓葬規模的差異，以及象牙、精緻石器等奢侈隨葬品的發現，進一步佐證了等級制度的固化。

學界討論重點：寶墩文明的出現、性質與轉變

關於寶墩文明的學術討論，始終環繞著三個核心議題：它從哪裡來？它具有什麼性質？它如何走向三星堆？

來源問題：文明的多重匯聚

主流考古觀點認為，寶墩文化是「多元融合」的產物：

川西北來源論：認為其核心人群可能源自岷江上游的營盤山文化。隨著氣候變乾冷，原本生活在山區的族群下移至平原，並在與當地土著文化的磨合中創造了寶墩文化。

長江中游影響論：寶墩時期的夯土築城技術與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高度相似。有學者推測，在距今 4500 年左右，一支攜帶著先進稻作技術與城防理念的長江中游人群（或為傳說中的「三苗」一支）西遷進入四川盆地，與當地原有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遺存結合，觸發了成都平原的城市化進程。

性質爭議：獨立文化還是三星堆的早期階段？

學界對於「寶墩文化」的命名曾有過激烈的爭論。部分資深考古學家（如陳顯丹）認為，寶墩諸遺址與廣漢三星堆遺址在文化內涵上高度一致，不應獨立命名，而應視為「三星堆文化寶墩類型」。然而，隨著更多分歧性特徵的發現，目前主流意見傾向於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序列，承認其為古蜀文明發展脈絡中「從 0 到 1」的關鍵階段。

轉變過程：文明重心的遷移

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轉變，並非突兀的斷裂，而是一場緩慢的「資源整合」。在距今 3700 年前後，寶墩文化的城址群逐漸被廢棄，成都平原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向廣漢三星堆遷移。這一過程可能伴隨著洪水壓力的增加、土地資源的重新配置，或是宗教權威的進一步集中。三星堆文化的標誌性器物，如小平底罐、鳥頭把勺等，都能在寶墩文化中找到演變的雛形。

考古研究進展：從遺址發現到跨學科重建

過去三十年，寶墩文化的考古工作經歷了從「尋找城址」到「解讀文明」的跨越。

關鍵研究節點

發現期（1995-1996）：首次確認寶墩、芒城、郫縣古城等城址，徹底粉碎了成都平原「史前荒漠論」。

工程化時期（2002 至今）：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大規模探測確認了寶墩遺址 276 萬平方米的宏大格局。

多學科融合期：利用環境考古分析古洪水事件，利用植物考古重建生業模式，利用科技手段鑑定碳化竹片與鐵錳結核，使寶墩文明的細節日趨鮮活。

目前，寶墩遺址已正式開園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進入了「保護中開發、開發中傳承」的新階段。考古團隊正致力於將寶墩、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進行「戰略連動」，旨在構建一個跨越 3000 年的古蜀文明連續發展模型。

結論：寶墩文明與中華文明的韌性

寶墩文明的發現，其意義早已超出了四川盆地的區域範疇。它是成都平原人類第一次大規模定居、第一次築城、第一次大規模種植水稻的壯麗實踐。

從技術層面看，它在濕熱環境下創造的坡面防洪城牆與「竹骨泥牆」民居，是人類智慧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的典範。從社會演進看，它從多樣化的族群匯聚中，孕育出了階級分明、組織高效的早期國家雛形，為後來極其燦爛的三星堆青銅文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與技術積累。

寶墩文明告訴我們，古蜀文明絕非孤立發展，而是在與長江中游、黃河流域的不斷交流與對話中，綻放出的一朵奇葩。作為「天府之國」的文化底色，寶墩文明的每一塊紅燒土與每一粒炭化稻，都承載著古蜀先民在這片富饒土地上奮鬥的記憶，也共同構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最具魅力的篇章之一。未來的研究將進一步揭示寶墩先民的基因組數據、貿易網絡以及更深層次的宗教信仰，持續豐富我們對這場「亞細亞黎明」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