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城頭山遺址 | 伍憶馥尉秂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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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頭山遺址：中國史前城市化進程與稻作文明起源的綜合性考古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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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頭山遺址：中國史前城市化進程與稻作文明起源的綜合性考古研究報告

基本概況與地理位置

名稱與位置

城頭山遺址（Chengtoushan Site）位於中國湖南省常德市澧縣車溪鄉（現城頭山鎮）南嶽村，坐落於洞庭湖平原西北部、澧水中下游的澧陽平原核心地帶。其地理座標精確標定為北緯29°41′30″，東經111°39′20″，海拔高度約為46公尺，地貌上表現為一處顯著隆起的圓形土崗，高出周邊農田平原約2至4公尺。這種隆起的微地貌特徵，在低平的沖積平原中極具辨識度，也是史前先民選擇聚落選址時規避洪水、尋求安全居住空間的典型體現。

時代範圍

城頭山遺址是一處具有極高地層連續性的新石器時代中心聚落與城址，其文化堆積年代跨度長達2000餘年。根據系統的碳14年代測定與地層學比對，該遺址主要涵蓋了四個連續的考古學文化時期：

文化分期	估計年代範圍 (Cal BP)	主要特徵
湯家崗文化時期	7000 – 6400	聚落萌芽期，發現早期居住與稻田遺蹟
大溪文化時期	6400 – 5300	首次築城期，稻作農業與宗教祭祀體系趨於成熟
屈家嶺文化時期	5300 – 4500	城址擴建與鼎盛期，出現成熟的紅燒磚建築與水利工程
石家河文化時期	4500 – 4000	遺址晚期與廢棄期，反映了區域社會組織的轉型

遺址類型與重要性

該遺址被確認為迄今為止中國境內發現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內涵極為豐富的新石器時代城址。作為「中華城祖」，城頭山遺址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防禦性城牆與壕溝的規模，更在於其完整保留了從原始聚落向早期城市演化的各個階段特徵。遺址內發現的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田，將人類栽培水稻的歷史科學地溯源至距今6500年前，為「稻作之源」提供了無可辯駁的實物證據。

發掘史與研究進程

發現與早期調查

1979年7月，澧縣文物專幹曹傳松在全縣文物普查中，於澧陽平原發現了這處被當地農民稱為「城頭山」的土崗。曹氏憑藉專業敏感度，通過初步掘探發現了厚達1至2公尺的城牆堆積及環繞周邊的護城河遺蹟，初步判定其為一處具備防禦體系的古城遺址。隨後的1985年，該遺址被列入全省重要文物保護名錄，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考古序列。

系統發掘階段

從1991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頭山展開了連續性的科學發掘。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先後進行了15次大規模發掘，累計揭露面積近9000平方公尺，出土各類文物1.6萬餘件。1992年與1997年，城頭山遺址兩度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於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1996年，該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多學科研究

城頭山的研究不僅限於地層發掘，自1990年代末起，遺址引入了高度整合的多學科協作模式。

中日合作研究：1998至2001年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開展了「澧陽平原環境考古」綜合研究，運用航空攝影、地學、生物學手段對遺址進行了立體解析。

現代化展示與保護：2016年，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開園，並獲得世界建築節大獎，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公眾文化資產。

地形、城牆與主要遺構

遺址平面形制

城頭山城址平面呈規則的圓形，總面積約8萬平方公尺，若計入護城河範圍則達到10萬平方公尺 2。城內直徑約315公尺，這種規整的圓形布局在史前築城史中具有獨特的規劃意義，反映了當時先民對幾何空間與防禦效能的初步理解。

城牆與環溝

考古鑽探與剖面清理證實，城頭山的城牆經歷了四次主要的修築過程，牆體規模與建造技術隨文化演進而不斷升級：

築牆階段	文化時期	結構特徵	技術指標
第一期	大溪文化早期	城壕合一，利用原生黃土堆築	底部與大溪文化早期壕溝相接
第二期	大溪文化中期	加厚牆基，強化防禦功能	牆體內外坡斜度明顯
第三期	屈家嶺文化早期	大規模擴建，出現石槽與紅燒磚結構	底寬達35-40公尺，頂寬約20公尺
第四期	屈家嶺文化中期	最後一次加固與維修	現存最大高度約4.83公尺

環繞城牆的護城河（壕溝）寬約35公尺，與城牆構成了嚴密的防禦體系。在護城河沉積中發現的木槳、船艄等證實，這條環溝在防禦之外，還承擔著排洪、灌溉及水上運輸通道的多重功能。

中央台基與大型建築基

遺址中心分佈著大面積的黃土台基，這是城內政治與社會權力的核心區。

台基構造：這些台基多由純淨的黃土夯築而成，表面平整，面積達數百平方公尺，上方通常設有高等級的建築遺構。

屈家嶺時期建築：該時期出現了以燒磚為地基或柱礎的大型建築。房屋結構精確，有的室內地面經過反覆夯打與紅燒土鋪墊，甚至發現了具有走廊與多房間分區的複雜平面布局。

工坊與陶窯群

城址內設有功能明確的手工業生產區。目前已發現大溪文化時期的陶窯群，總計10座左右。

結構與功能：陶窯由火膛、窯室與煙道組成。部分大型窯爐的存在暗示了製陶業已脫離家庭零星生產，進入了專業化工坊階段。

廢棄堆積：工坊區周邊堆積有大量的陶片、變形次品及製陶工具，顯示了長期的生產連續性。

祭祀坑與遺棄堆積

1998年發掘的大型祭壇是遺址最具神祕色彩的區域，年代距今5800至6000年。祭壇呈現不規則橢圓形，中央隆起，周邊分佈有40多個祭祀坑。

祭品種類：坑內充填有大量炭化稻穀、大米、完整陶器以及獸骨。

人牲現象：在祭壇與城牆基部發現了數具人骸，有的骨骼姿態異常，疑似作為犧牲與建築奠基使用。這說明城頭山社會已發展出複雜且等級森嚴的宗教儀式，權力者通過祭祀活動實現對集體的精神控制。

墓葬區

城內外共清理墓葬553座，文化層位清晰。

空間布局：墓葬多成簇分佈，反映了基於血緣或社會等級的分區葬俗。

葬俗演變：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嶺文化時期，隨葬品的數量與質量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

出土物質文化分析

玉器

種類與形制

城頭山出土玉器以裝飾品為主，包括玉璜、玉玦、玉環、玉管、玉墜等。其中以「首領墓」中出土的精美玉璜最具代表性，其形制規整，弧度優美，展現了高超的審美水平。

工藝特徵

該時期的玉器製作已熟練運用了鑽孔、拋光、旋截等技術。

鑽孔技術：多見兩面對鑽而成的漏斗形孔，孔壁光滑。

拋光技術：玉器表面普遍呈現出玻璃質感的油脂光澤，顯示了精細的研磨工序。

原料來源

初步的礦物成分分析顯示，城頭山的玉料多為透閃石與蛇紋石。雖然長江中游地區並非優質玉礦的主產區，但遺址中出現的精美玉材暗示了其與周邊甚至更遠地區（如嶺南、長江下游或北方）存在交換網絡。

功能與象徵

玉器在城頭山社會中不僅是美學追求，更是權力與等級的象徵。隨葬玉璜與成組玉器的墓主通常位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玉器在此已具備了「原始禮器」的特徵。

陶器

類型

城頭山陶器群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徵：

大溪文化：以紅陶為主，常見筒形罐、 pointed-bottom 瓶及彩陶豆，紋飾以幾何紋、繩紋為主。

屈家嶺文化：黑陶、灰陶比例上升，出現了製作精良的蛋殼陶，器型轉向鼎、壺、豆、碗等成熟組合。

石家河文化：陶器趨於簡化與小型化，出現了大量的陶偶。

製作技術

城頭山先民發明並使用了紅燒磚技術。在距今約4400年的屈家嶺文化地層中，發現了經600℃以上高溫燒製的紅磚，用於房屋地面鋪設與建築基礎，這是人類建築史上的一大進步。

功能

陶器除作為日常炊具與盛儲具外，還廣泛應用於喪葬與祭祀。特定器型（如彩陶盆）在祭祀坑中的大量集中，反映了陶器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石器與骨角器

石器

石器多為磨製，涵蓋了石斧、石鏟、石錛、石鑿及石簇。

農業效能：石犁與大型石鋤的發現，暗示當時可能已採用原始的犁耕方式，大大提升了土地開發效率。

工業用途：發現了大量的砥石與磨盤，用於處理食物與加工其他工具。

骨角器

遺址中發現了精細的骨針、骨錐、角鏟及裝飾用的骨管。骨器表面通常經過拋光處理，部分甚至刻有符號，這反映了對動物資源的極致利用。

有機遺存與木構建築材料

木製遺存

由於護城河底部長期處於厭氧封閉環境，遺址保存了極其罕見的木構件，包括木槳、船艄、建築木材及木質生產工具。這些遺存實證了城頭山先民在河流交錯的環境下，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水上交通體系。

編織品與紡織者工具

遺址內出土了大量的陶紡輪，並在沉積層中發現了竹編籮筐、蓆子及亞麻、絲綢的微細纖維殘留。這證明城頭山不僅擁有發達的陶石工業，紡織與編織業在當時也已具備相當規模。

動植物遺存—稻作與食物經濟

稻作證據

城頭山遺址對全球稻作起源研究的貢獻具有里程碑意義。

古稻田結構：在東城牆底部發現了三層相互疊壓的古稻田，年代分佈在距今6500至6300年。稻田田埂清晰，並配有完善的灌溉水渠與蓄水坑系統。

生物鑑定：科研團隊對稻田土壤進行了植矽體與孢粉鑑定，發現了極高濃度的栽培稻植矽體。同時，遺址內堆積了大量炭化稻穀，顆粒飽滿，顯示出成熟的栽培技術。

社會意義：規模化稻田的出現，意味著城頭山先民已能通過穩定的農業產出支撐龐大的人口，這是城市興起的重要物質基礎。

動物遺存

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種類繁多，反映了多元化的蛋白質攝取渠道。

家畜飼養：家豬的數量佔據絕對優勢，狗、牛等骨骼亦有發現。

自然獲取：發現了犀牛、鹿、象等大型野生動物骨骼，以及大量的魚骨、螺殼、蚌殼。這說明當時澧陽平原水草豐美，採集、狩獵與漁撈在食物經濟中仍佔據重要比例。

墓葬形制與社會結構

墓葬類型多元

城頭山的葬式多樣，涵蓋了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及瓮棺葬。

階級證據

隨葬品的「兩極化」分佈是社會分層的最直接證據。

領袖墓葬：如著名的「首領」墓，死者佩戴玉璜，身旁環繞數十件精緻陶器，甚至有年輕的殉人。

平民墓葬：大多數普通人的墓葬極小，隨葬品寥寥無幾甚至完全空白。這種貧富分化與生前地位的固化，標誌著城頭山社會已從平等的原始公社跨入了具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的早期王權雛形階段。

人骨古生物學資料

人骨鑑定顯示，先民體質強健，但不同等級人群的骨骼特徵顯示其勞動強度與營養水平存在顯著差異。高等級社會成員的牙齒磨損程度較低，肉類攝入更為充足，反映了分配制度上的高度不平等。

年代學與分期

碳14測年

城頭山遺址建立了極為嚴謹的年代框架：

採樣對象	年代 (Cal BP)	歷史意義
第一期城牆基	>6000	證實為中國最早城址
祭壇與祭祀坑	5800 – 6000	宗教與政治中心形成的物證
古稻田遺蹟	6500 – 6300	世界最早人工稻田紀錄
屈家嶺文化磚房	~5300	建築工藝大變革的節點

分期

根據陶器形制與地層疊壓關係，學界將城頭山的兩千年歷史劃分為十個細分文化層次，這為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研究提供了標準化的時空參考標尺。

環境考古與古景觀重建

沉積與花粉證據

環境考古研究揭示，城頭山時期正處於亞熱帶氣候的暖溼鼎盛期。孢粉分析顯示，當時周邊遍布常綠闊葉林，湖泊溼地極為發達。

人工稻田與水利平衡

先民通過修築城牆、壕溝與引水渠，在洪水頻發的平原上營造了一套精密的微氣候與水利調節系統。這套系統確保了稻田在乾旱時有水可灌，洪澇時能迅速排乾，體現了強大的「生態適應性」。

水運與通達性

遺址南門外發現的碼頭與船具證明，城頭山是一個依水而建、靠水而興的樞紐。這種通達性使其能夠有效地控制周邊半徑數十公里的聚落群，形成初具規模的區域政治實體。

多學科分析與材料來源研究

陶泥與製作技術分析

透過陶片切片與顯微觀察，發現城頭山陶器使用了當地的河床黏土，並精確控制了燒製氣氛。紅磚技術的成熟，預示了當時對火與土物理性質的深度掌控。

玉石與來源追蹤

初步研究提示，城頭山部分高品質玉料可能來自於較遠的資源富集區。這種跨區域的資源流動，需要一個具備外交與貿易能力的中心組織，城頭山顯然扮演了這一角色。

同位素與古DNA

對城內不同區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進一步量化了階層間的飲食差異。雖然大規模的古DNA圖譜尚在完善中，但初步數據顯示城頭山人群具有較大的生物多樣性，反映了其作為中心城市的人口匯聚效應。

功能解釋與社會政治意義

城頭山作為區域性中心

在距今6000至5000年間，城頭山是澧陽平原的絕對權力中心。它與周圍的衛星聚落構成了一個典型的等級化聚落體系。

礦產/資源控制與交換節點

城頭山憑藉水路優勢，壟斷了陶器、石器及稀缺裝飾品的生產與分配，成為區域性的物資交換節點。

早期社會分層與領導組織

修築15萬立方公尺土方的城牆，需要強大的公共權力運作 5。這證明城頭山社會已具備了強制性的勞動力徵發系統與層級化的管理機構，是「古國時代」初期的巔峰代表。

“城市/古城”定義評估

學術界認為，儘管缺乏文字，但城頭山已完全符合早期城市的標準：龐大的人口（3000-5000人）、複雜的分工、宏偉的公共工程與明確的宗教中心。

未解決的問題與未來研究方向

玉料交換路徑：需精準追蹤透閃石等資源的流動路徑，探討長江中下游早期的文化互動。

人群遺傳結構：擴大古DNA樣本規模，明確族群迁徙對城頭山文明興衰的影響。

精細測年與衰落誘因：針對距今4200年前後的乾旱事件進行精細定年，分析氣候變遷如何最終瓦解了這座千年古城的社會秩序。

農業工程細節：對古稻田的微型灌溉系統進行物理模擬，還原其具體的農事管理細節。

城頭山遺址作為「中國城市之發端」與「稻作文明之根基」，其考古研究將繼續為我們解鎖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