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 | 伍憶馥尉秂鉎

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summary

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木構建築瑰寶的詳盡解析

slug

History-0011

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木構建築瑰寶的詳盡解析

I. 引言

佛光寺東大殿在中國建築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中國現代最早發現的唐代木結構建築，更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唐代木構建築，其獨特地位使其被建築學家梁思成譽為「中國第一國寶」。其價值遠不止於建築本身，它集唐代建築、塑像、壁畫和墨書題記於一身，被梁思成讚譽為「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的。」佛光寺已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名目，彰顯其在全球文化遺產中的卓越普遍價值。

在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本學者曾無理叫囂「中國大地上沒有唐朝極其以前的木結構建築」的挑戰，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憑藉堅韌的毅力與專業的學識，走遍大半個中國，最終於山西五台山發現並鑑定了佛光寺東大殿。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要看唐代建築只能去日本」的謬論，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建築的連續性與輝煌成就。梁思成夫婦對佛光寺的發現，超越了純粹的學術範疇，承載著深厚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意義。這種「叫囂」在20世紀上半葉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可能隱含著對中國歷史文化成就的貶低意圖。因此，梁思成夫婦的搜尋和發現，成為了一種文化捍衛和民族自信的強烈體現。在當時中國國力相對積弱的背景下，這一發現對於提振民族精神、鞏固文化認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不僅證明了中國文明在建築領域的領先地位和深厚底蘊，也為後世的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和情感基礎。他們的田野考察方法嚴謹細緻，林徽因甚至在唐乾符經幢上進行精確測量，為後世的古建築研究樹立了典範，也為中國建築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實物依據。

II. 東大殿：歷史沿革

始創與早期輝煌

佛光寺的歷史可追溯至北魏孝文帝時期（公元471-499年），這奠定了其作為佛教古剎的悠久基石。在唐朝鼎盛時期，佛光寺曾是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享有盛名。當時，法興禪師在寺內興建了一座高達三十二米的彌勒大閣，僧徒眾多，極大地提升了寺院的影響力。

唐武宗會昌滅佛之劫與祖師塔倖存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國範圍內爆發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滅佛」。佛光寺在此劫難中未能倖免，寺內包括宏偉的彌勒大閣在內的所有殿堂皆被摧毀殆盡。然而，令人稱奇的是，寺內一座六角形磚塔——祖師塔卻奇蹟般地倖存下來。該塔被認為是北魏時期（儘管學術界對其確切年代存在北齊、隋或唐代後建的爭議）為紀念佛光寺初祖禪師而建的墓塔，其保存至今為佛光寺的早期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見證。

祖師塔高約12米餘，其底層為空心結構，內置六角小室用於安放塑像；上層則為實心設計，西面模擬券洞式門，並飾有束蓮倚柱；上下檐部均採用三層磚砌仰蓮疊澀挑出的方式構築，展現了北魏時期磚塔的獨特風格。祖師塔在會昌滅佛中倖存下來，這不僅是偶然，也可能暗示了其作為墓塔的特殊地位，或在毀佛行動中被有意或無意地「放過」。佛光寺所有殿堂在會昌滅佛中被毀，唯獨祖師塔倖存，這引發了對其倖存原因的思考。這可能是因為其作為墓塔的性質，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殿堂」或「佛閣」，在滅佛運動中可能被視為較不具「宗教」或「政治」威脅的建築，或其本身規模較小，不易引起徹底摧毀的注意。這種選擇性破壞可能反映了會昌滅佛政策執行中的某些策略性考量，即主要針對大型寺廟、佛像和僧侶群體，以削弱佛教的社會影響力，而對於紀念性或較為私人化的墓塔可能未予徹底摧毀。祖師塔的倖存，因此成為了研究會昌滅佛政策執行細節的一個獨特案例，也為後人留下了佛光寺最古老的實物遺存，連接了其北魏的初始歷史與唐代的重建，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唐宣宗大中年間甯公遇重建大佛殿

會昌滅佛僅兩年後，唐宣宗李忱於公元847年繼位，佛教得以復興，為佛光寺的重建帶來了契機。現存的東大殿正是在此背景下，於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由來自長安的佛教女弟子甯公遇捐資重建。

東大殿的確切重建年代有多重證據相互印證：殿前唐代經幢上清晰刻有「女弟子佛殿主甯公遇」之名及紀年「大中十一年」，這與殿內樑架上發現的墨書題記「功德主故右軍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甯公遇」完美契合，這些都是確定東大殿建造年代為唐代的關鍵且無可辯駁的依據。甯公遇作為重建東大殿的主要功德主被多次提及，甚至其身份背景（如與王守澄或王元佑的關係，或作為長安供奉女弟子）在學術界仍有探討。這突顯了在缺乏國家層面大規模投入時，富有個人或家族的虔誠捐助對大型宗教建築的建造和復興至關重要。這反映了古代社會中，宗教信仰如何激發巨大的財富投入，並塑造了物質文化景觀。它也為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結構、精英階層的宗教參與以及女性在宗教贊助中的角色提供了線索。

歷代修葺與殿內空間的演變

東大殿自唐代重建後，歷經宋、金、明、清各代，佛光寺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葺，使其得以延續至今。殿內空間的佈局也隨佛教禮儀的演變而調整：

唐大中年間（始建時）：主要為適應右繞禮拜方式（僧人和信徒手持佛教信物，沿順時針方向步行繞佛塔或佛像的儀式）設計，因此殿內空間相對侷促，佛壇佔據了內槽約2/3的面積。

宋金時期：為適應新的禮拜需求，在主佛壇兩側和後側增設了扇面牆（塑像背後和側面的牆壁）。

元至正年間：隨著跪拜禮儀的盛行，殿內空間被擴寬，將原唐代前廊納入殿內，以提供更大的跪拜區域。

明宣德年間（1430-1434年）：右繞禮拜風氣復興，殿內又補塑了五百羅漢像（現存296尊），這些變化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佛教實踐的多元發展。

殿內佛像本身也經歷了後世的重繪，如民國21年（1932年）曾重新塗繪過，使其失去了部分「古樸圓潤」的原始色彩，但其唐代雕塑的精髓依然可辨。殿內空間佈局的演變揭示了古代建築在功能上的靈活性和對使用者需求的響應。它不僅是結構上的改變，更是對宗教儀式和信徒體驗的深刻理解。從右繞（圍繞佛像行走）到跪拜（面向佛像跪拜），再到兼顧兩者，反映了佛教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禮儀形式的多元發展和融合。這也暗示了寺院管理者在不同時代對空間利用的智慧，以最大化地服務於當時主流的宗教實踐，確保信仰的傳承和發展。這種對宗教空間動態適應的觀察，為研究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III. 東大殿：現存狀況與整體特徵

佛光寺東大殿不僅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唐代木構建築，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廡殿頂建築，以及現存唐宋古建築中斗栱挑出距離最遠的大殿。這些獨一無二的特徵共同奠定了其在中國古建築史上的巔峰地位。其建築形態雄偉莊嚴，梁思成曾讚嘆其「偉大之斗棋，深遠之檐出，屋頂和緩之斜度，穩固莊嚴，含有無限力量，頗足以表示當時方興末艾之朝氣。」這句話精準概括了唐代建築的氣勢與神韻。

大殿正門上方懸掛的「佛光真容禪寺」匾額，是明代萬曆年間的遺物。這塊匾額不僅是寺院名稱的標識，更表明了寺院在明代仍保持著重要的地位，並對其名稱進行了官方或宗教層面的確認與重申，見證了寺院的歷史延續性。匾額的懸掛不僅是行政或裝飾行為，它標誌著明代對這座唐代古剎的官方或信眾層面的認可和尊崇。在經歷了元代的戰亂和佛教發展的低谷後，明代佛教的復興可能促使當權者或信眾對重要的歷史寺院進行重光和維護，並賦予其新的名稱以示其「真容」——即其作為佛教聖地的真實面貌和傳承。這也暗示了佛光寺在不同朝代持續的宗教和文化影響力，即便在唐代之後，其作為佛教重鎮的地位依然被後世所重視和傳承。

東大殿被譽為「中國第一國寶」的核心原因在於其內部完整保存了唐代的建築結構、精美塑像、珍貴壁畫和墨書題記。這種「四大唐代遺物」集於一身的獨特性，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使其成為研究唐代藝術和建築的「活博物館」。梁思成曾由衷欣喜地讚嘆：「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它們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的。」東大殿的「四絕」特徵使其成為研究唐代藝術和建築的綜合性寶庫，為學術界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綜合研究樣本。

佛光寺東大殿唐代「四絕」概覽表

類別 (Category)	代表 (Representative Element)	意義 (Significance)
建築	現存規模最大的唐代木構建築	中國古建築史上的里程碑，唐代建築典範
塑像	35尊唐代彩塑（主佛及菩薩）	造型圓潤飽滿，唐代雕塑藝術代表
壁畫	4幅唐代壁畫（如阿彌陀佛說法圖）	全國寺廟中唯一大規模完好唐代壁畫
題記	8處唐人墨書題記及石經幢銘文	確證建造年代，研究唐代社會與宗教的史料

IV. 東大殿：建築細部解析

整體佈局與形制

東大殿採用單檐廡殿頂，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廡殿頂建築，也是古代建築中等級最高的屋頂形式之一，象徵其作為主殿的崇高地位與皇家或重要寺院的背景。大殿面闊七間，長34米；進深四間（或八架椽），長17.66米，其龐大的體量和寬廣的開間，充分展現了唐代建築的雄偉氣魄和空間尺度感。東大殿坐東朝西的朝向，這在中國傳統寺院建築中較為罕見，可能與五台山特定的山勢地形、寺院的整體佈局（如位於向西的山坡上），或早期佛教禮儀（如右繞禮拜）的需求有關。

結構特徵

樑柱系統：大殿由內外兩圈柱組成平面柱網，這種佈局在宋代《營造法式》中被稱為「金廂斗底槽」，是唐代殿堂型構架的典型特徵。內外柱等高，檐柱有明顯的側腳（柱腳向外傾斜）及升起（柱身向上微收），柱頭卷殺（柱頭微向內收），這些都是唐代建築的典型手法，不僅增強了建築的穩定性，也賦予其穩固而柔和的視覺效果。不施普柏枋，闌額不出頭，這些細節也反映了唐代建築在構件處理上的簡潔與成熟。東大殿的「金廂斗底槽」結構與內外柱等高設計，不僅是技術選擇，更可能反映了唐代建築師對內部空間莊嚴感和視覺統一性的追求。內外柱等高，而非內柱高於外柱（如廳堂式），使得殿內空間的視覺高度保持一致，避免了因柱高差異而產生的空間割裂感。這種設計不僅提供了更大的內部淨高，也營造出一種宏大、統一且更為莊嚴的宗教空間氛圍，特別適合供奉大型佛像和進行集體禮拜。這表明唐代建築師在追求結構穩固和功能實用的同時，也高度重視空間的藝術表現力和宗教感染力。這種對空間體驗的精妙把握，是唐代建築成熟度及其對宗教功能深刻理解的重要標誌。

斗栱：斗栱尺度雄大，其高度達到檐柱高度的一半（斗栱柱高比約1:2），形式古樸，是典型唐代大型建築的斗栱特徵，彰顯了唐代建築的雄渾氣勢。檐柱柱頭鋪作為七鋪作雙杪雙下昂，共出四跳，補間鋪作為五鋪作雙杪，結構複雜而嚴謹。外檐柱頭鋪作出挑達到3.69米，是中國現存古建築中出挑最遠的大殿，充分顯現出斗栱支撐深遠檐口、保護木構件免受雨水侵蝕的重要作用。斗栱的斷面尺寸為210x300厘米，是晚清斗栱斷面的10倍，直觀地體現了唐代斗栱的雄偉與用材之巨。

樑架：脊槫下不施侏儒柱，僅用叉手，是現存已發現古代木建築中的構造孤例，顯示了唐代建築在屋架處理上的獨特與高超技藝。這種「孤例」的存在，挑戰了我們對唐代建築技術可能存在的某種「標準化」的預設。它暗示了唐代工匠在處理複雜的屋頂結構時，擁有高度的創造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可能存在多種技術流派或實驗性嘗試。這種非標準化的創新，使得東大殿在結構上更為精煉和輕盈，同時也對其承重和穩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為後世研究唐代木構技術的多樣性和演進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而非僅僅是單一模式的發展。將明乳栿露在外檐部分做成華栱，讓梁栿參與到斗栱的出跳，也是早期木構建築的常見做法之一，體現了構件功能的複合性。

牆體與屋面：屋頂上有一對唐代鴟吻，其龍頭魚身、厭火的形象被古人認為可藉此保護大殿免遭祝融危害，體現了古代建築中功能與象徵意義的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提供的研究材料，未提及「灰瓦紅柱白牆」這一建築特徵。

門窗設計

中部五間開木板門，兩盡間和山面後間設直櫺窗，這種佈局兼顧了採光與通風，同時也符合殿堂的莊重感和內部空間的採光需求。

東大殿主要建築特徵一覽表

特徵項目	具體描述/數據
屋頂形式	單檐廡殿頂
面闊	七間，長34米
進深	四間或八架椽，長17.66米
斗栱類型	檐柱柱頭七鋪作雙杪雙下昂，補間五鋪作雙杪
斗栱出挑	外檐柱頭鋪作出挑3.69米（現存最遠）
柱網形式	金廂斗底槽（內外兩圈柱，內外柱等高）
樑架特點	脊槫下不施侏儒柱，僅用叉手（孤例）
柱體特徵	檐柱有側腳、升起、柱頭卷殺
門窗佈局	中部五間木板門，兩盡間及山面後間直櫺窗

V. 東大殿：內部藝術與題記

彩塑與佛像

殿內佛壇上供奉著33尊精美的唐代塑像，其中核心為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三尊，左側為普賢菩薩，右側為文殊菩薩，共計35尊唐代彩塑。這些塑像造型圓潤飽滿，衣褶樣式、腰腹雕塑手法均具唐中葉以後的典型特徵，與敦煌佛像如出一轍，展現了盛唐藝術的風采。儘管這些佛像在清代（或民國21年，1932年）曾被重新粉刷或塗繪，使其失去了部分「古樸圓潤」的原始色彩，但其唐代雕塑的精髓依然可辨。佛像的重繪雖然使其失去了原始色彩，但其唐代雕塑手法和衣褶樣式仍可辨識，這表明後世的修復更多是表層的維護，而非徹底的藝術風格改變，反映了對原作的尊重和傳承。這種修復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藝術品的「原真性」，但卻確保了其「完整性」和「延續性」。它反映了後世維護者在修復過程中，對原作藝術風格的理解和尊重，避免了「修舊如舊」的徹底改造，而是選擇了在不改變其核心形態的基礎上進行表面更新。這也提示我們在欣賞古建築藝術時，要區分不同歷史層次的疊加，並從中讀取不同時代的修復理念和技術，這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此外，殿內東西兩側迴廊還有296尊明代宣德年間（1430-1434年）補塑的羅漢像。這些羅漢姿態各異，表情生動，似在聽法又似修行，為殿內空間增添了豐富的敘事感。其中一尊為當時住持本遂禪師的等身像，具有肖像藝術的價值。

壁畫

東大殿目前保存有15幅相對完整的壁畫，總面積達37.49平方米。其中有4幅為唐代壁畫，包括內槽北次間拱眼壁上的唐代「阿彌陀佛說法圖」以及主佛壇後腰牆的兩幅壁畫，另有兩幅拱眼壁壁畫可能也是唐代遺存。這些壁畫主題豐富，如「阿彌陀佛說法圖」與主壇塑像主題一致，表明塑像與壁畫在初建時是整體設計，構成了一個「立體曼荼羅」。其顏料成分（含鉛和砷）與碳14測年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唐代壁畫的真實性，使其成為研究唐代繪畫技法和顏料使用的珍貴樣本。佛光寺是全國寺廟中唯一一處保存如此大規模且完好的唐代壁畫的寺院，極具研究價值。

石經幢

佛光寺內現存兩座唐代石經幢，均具有重要的歷史考證價值和藝術價值：

一座位於前庭，建於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高4.9米。其基座為八角束腰須彌座，雕刻伎樂；幢身刻陀羅尼經；頂部有八角攢尖形屋蓋，並飾有蓮瓣、覆缽和寶珠，形制精美。

另一座位於東大殿前，建於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高3.2米（另有2.84米記載）。幢身刻有「女弟子佛殿主甯公遇」之名，與殿內墨書題記相互印證，是確定東大殿建造年代的關鍵實物證據。

古樹

東大殿前有一棵高大的油松，據稱已有1000多年的樹齡。這棵古樹作為活的歷史見證者，與古建築相映成趣，共同營造出寺院的古樸與滄桑氛圍。

後人題記與墨書

東大殿內保存有8處樑架題記，其中最重要的是內槽四椽明栿上的唐人墨書題記。這些題記詳細記載了功德主（如甯公遇）、參與官員、以及建殿的願望（如「敬為國家敬造佛殿七間」），這些都是研究唐代社會、宗教、政治背景的珍貴史料。樑架題記中「敬為國家敬造佛殿七間」的表述，揭示了唐代佛教寺院建設不僅是私人功德行為，更可能與國家層面的政治穩定、祈福需求緊密相連，體現了「國家佛教」的特徵。這反映了唐代中後期佛教與國家權力之間複雜而緊密的關係，即佛教不僅是民間信仰，也被統治者視為維護社會秩序、穩定民心、甚至祈求軍事勝利的工具。這種「國家佛教」的特徵，使得寺院建築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成為了國家意志和社會願景的載體，為研究唐代政治與宗教的互動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殿門內還留有唐代遊覽者的墨跡，以及文革時期作為糧倉時貼的報紙，這些都成為了不同時代「後人」留下的歷史痕跡，見證了東大殿的滄桑變遷與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

VI. 金代文殊殿

建築特色

文殊殿位於佛光寺北側，坐北朝南，重建於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並於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重修。它不僅是罕見的宋金時期大開間懸山頂建築，也是全國現存最大的配殿，其體量和形制均顯示了其在寺院中的重要地位。文殊殿面闊七間，長達33米，進深四間或六椽，其龐大的尺度為內部空間的創新提供了基礎。殿柱頭鋪作為五鋪作單杪單下昂，補間鋪作為五鋪作雙杪，顯示了金代建築斗栱的特點。殿中央三間開板門，兩稍間為直櫺窗，與東大殿的設計風格相呼應。

文殊殿內部使用了獨特的「減柱造」技術，原本應有18根金柱，實際只用了4根，減少了14根。這一創新極大地擴展了殿內的供奉空間，為大型塑像群提供了更廣闊的展示場地，是其建築上的一大特色。殿內的梁架採用了「大跨度八字柁架」，這是中國古建築中最早的實例。其作用是將主額上的重力傳遞到副額的兩端，再傳遞到內柱和山牆柱上，有效解決了大跨度空間的承重問題，這種設計非常奇特罕見，被認為是孤例，體現了金代工匠高超的結構智慧。文殊殿採用「減柱法」和「大跨度八字柁架」的組合，不僅是技術創新，更反映了金代佛教建築在空間功能和視覺效果上對「開放性」和「宏大感」的追求。這種技術組合的應用，旨在創造一個更為開闊、無遮擋的內部空間，這對於供奉大型佛像群和進行集體禮拜至關重要。相比於唐代東大殿的「金廂斗底槽」結構（內外兩圈柱），金代文殊殿通過減柱和創新梁架，實現了內部空間的「去中心化」和「開放化」，使得信眾在殿內任何位置都能更清晰地瞻仰佛像，提升了宗教儀式的參與感和空間的視覺震撼力。這表明金代建築在繼承唐宋的基礎上，開始探索更為靈活和功能導向的空間設計。

殿內造像與壁畫

文殊殿殿中心砌有佛壇，長5米，寬4米，高近1米，佛壇上塑有金代文殊菩薩騎獅像及脅侍共7尊，形成一個完整的造像群。文殊菩薩前方還塑有佛陀波利、善財童子、聖老人和牽獅子的于闐王等塑像，共同構成了豐富的佛教敘事場景。文殊殿的東、西、北三面山牆上繪有明代宣德年間的壁畫，描繪了259尊羅漢，這些羅漢姿態各異，表情豐富，其中包括罕見的羅漢吹奏樂器的場景，為殿內增添了生動的藝術氛圍。文殊殿後方有一塊匾額，上面書寫著「佛光古剎」四字。

VII. 清代重修伽藍殿

建築與塑像

伽藍殿位於佛光寺山門右方，為明末所建，清康熙年間重修，面闊三間，採用懸山頂。伽藍為寺院道場的通稱，伽藍神即是保護寺院道場的神祇，伽藍殿是供奉這些護法神的殿堂。殿內供奉有18尊伽藍神泥塑像，這些塑像造型各異，生動栩栩如生，展現了古人豐富的想像力與高超的泥塑技藝。其規模小於文殊殿，體現了其作為配殿的功能定位。伽藍殿作為明末清初的建築，其相對較小的規模和護法神塑像的設置，與唐代東大殿的宏偉主殿形成對比，反映了不同時期寺院建築功能和等級體系的演變。這種差異揭示了中國古代寺院建築群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趨勢。唐代以東大殿為代表的主殿強調宏大、莊嚴，是寺院的核心；而明清時期，隨著佛教世俗化和信仰體系的完善，護法神信仰日益盛行，伽藍殿等配殿的建設也趨於成熟。雖然伽藍殿規模較小，但其精美的塑像和明確的護法功能，顯示了明清時期寺院功能分區的細化，以及對佛教護法體系的重視。這也反映了不同時代對宗教空間的理解和營造策略的變化。

VIII. 結語

佛光寺東大殿以其「四大唐代遺物」集於一身的獨特性，成為研究唐代建築、雕塑、繪畫和書法藝術的綜合性寶庫。其價值不僅在於單一藝術形式的卓越，更在於這些形式在同一空間內的有機結合與完整保存。文殊殿和伽藍殿的存在，進一步豐富了佛光寺的建築序列，展現了金、明、清各代建築技術和藝術風格的演變與傳承。

佛光寺的整體價值超越了其單個建築或藝術品的意義，它是一個活態的歷史博物館，其不同時代的疊加和改造共同講述了中國佛教和建築藝術的演變故事。東大殿是唐代建築，有唐代塑像、壁畫、題記；文殊殿是金代重建，有金代塑像和明代壁畫；伽藍殿是明末建，清代重修，有清代塑像；且東大殿內空間佈局歷經唐、宋金、元、明各代改動。這種多層次的歷史疊加，使得佛光寺成為一個獨特的「時間膠囊」。它不僅展示了各個朝代在建築技術、藝術風格上的獨特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這些成就如何在歷史長河中相互影響、演變和傳承。每一次的重建、修葺或改造，都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對前代遺產的繼承、適應和創新。因此，佛光寺不僅是單一朝代的輝煌證明，更是中國古代建築和佛教藝術連續發展、生生不息的宏大敘事，為我們理解中國文化韌性和適應性提供了實物例證。

佛光寺的發現與研究，不僅為中國古建築史學科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激勵了後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它提醒我們，歷史建築是承載文化記憶的實體，其每一次修葺、每一次空間調整，都記錄著時代的變遷與信仰的流轉，為我們理解過去提供了寶貴的窗口。佛光寺作為「中國第一國寶」，其保護與研究將繼續為全球文化遺產保護提供範例，並不斷啟迪後人對中華文明深厚底蘊的探索與珍視。